王永利:从六个维度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

十九大指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领先国家。与此同时,同样明显的是,“金融国家具有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中国金融业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快速而巨大的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IMI学者、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写了一篇文章,从资本、政策和制度等方面梳理了当前中国金融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我们需要全面深刻地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防范和化解可能爆发的重大金融风险,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回顾金融业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金融基础薄弱、速度快、效率高、问题重重。现在迫切需要进行重组和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严重收缩了金融功能。所有金融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国人民银行。其管理十分突出,主要职能是“印钞”和“出纳”。

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带动了货币金融的快速发展。

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迅速,整个社会对货币金融事务缺乏准确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总体规划和合理的金融事务分工还不够。因此,金融监管的责任定位和分工合作不合理。金融体系结构(股权结构、直接和间接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等)存在诸多问题。)和金融法规建设。随着金融的迅速扩张,许多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但尚未充分暴露和消化。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并持续下滑后,风险暴露明显。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家三大战役的重中之重,需要高度重视和有效应对。

直接面对中国的金融问题和痛点,我们不仅要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必须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金融问题和痛点,我们不仅要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还要看整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整体金融形势和货币金融活动的全过程。涵盖宏观政策、中层监管、微观市场建设等,并逐一分析和梳理,至少有六个维度的问题需要关注:1 .难点1: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央行职责的定位是根本性的长期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和央行责任定位的复杂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稳定价格(货币价值)、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维持金融稳定和支持结构性改革。然而,如果目标和责任太多,就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如果没有主次之分,政策取向就会模糊,决策效率就会低下,政策信号就会混乱,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

然而,金钱是金融的基础和灵魂。货币政策的偏差将成为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点必须明确理解。

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只能是稳定价格(货币价值),这也是央行的核心责任。

因此,有必要创造条件,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有效履行其核心职责。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财政政策(金融)应该如何协调?相关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协调和合作管理国家外汇储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央行购买人民币外汇形成的储备称为“国家外汇储备”。在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和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购买外汇和扩大储备,以抑制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然而,这导致了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货币总量和价格水平难以控制。

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政府仍在实施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和鼓励出口,使得财政和货币政策难以密切协调和合作。央行必须采取措施,在扩大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同时进行套期保值,并大规模增加套期保值成本。

事实上,完全有可能认为,当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扩张过快而不得不进行套期保值时,金融部门会向金融机构发行特别国债,从银行购买一定比例的外汇,分担央行的压力和套期保值的成本,并通过感受成本压力来推动它们调整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条件。

对于金融购买的外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控制主权基金是单独形成独立经营还是委托中央银行统一安排和使用。

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管理。是否有基本原则、风险限额、实际结果(包括余额、货币和资产操纵、损益结果等)。)和绩效评估应通过国务院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有相关部门参与),值得研究。

第二,央行可以直接购买政府债券吗?《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透支政府财政,不得直接认购或承销政府债券和其他政府债券。它只能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

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通过透支等方式干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促进政府融资的市场化和规范化。

然而,随着央行外汇(基础货币)的被动减少,为了维持合理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央行需要增加其他货币投放方式。

其中,购买并维持一定规模的政府债券是央行控制货币总量的重要手段。中国也可以考虑允许央行独立决策(而不是政府干预)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第三,央行应该实施大量的差别货币政策吗?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实施了越来越多的差别化定向下调和其他定向货币政策,使得金融机构实施的具体法定准备金要求差异很大。央行在保持巨额法定存款准备金(高峰时接近20万亿元)的同时,也向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资金(现在基本上超过10万亿元),极大地扩大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并由于两者之间的巨大利差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在保持很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存款保险制度也被引入。

这些做法是否合理,是否会从政策来源上影响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是否会从资本供给来源上提高融资成本,是否会使货币政策更多地取代财政政策等。值得认真思考。

难点2:如果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和制度完善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你为什么期望股市繁荣?在初始阶段,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公司治理和提高企业透明度。上市企业长期以来都采用审批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退出机制,股票市场缺乏长期资本,投机属性非常突出。小规模流通股的市盈率往往异常高,容易大幅波动。市场监管和违规处罚不够独立和严厉。内幕交易、价格控制和其他部门空很常见。股票回购取消机制缺失、随机停牌和长期停牌相当普遍;股票质押比例很高,大股东往往通过股票质押转移风险。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设定不够合理,指数变化很难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由于制度不完善,监管跟不上,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受到限制,使得整个资本市场难以成为像伦敦、纽约甚至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国际资本市场,也难以形成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严重制约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国货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应用基础是国际金融交易的估值和清算)。也难以有效提升中国金融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3难点3:金融监管的合理分工与协调金融领域的分工与协调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中国的金融从计划经济转型。它主要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开设立,有些由其他国家部委或地方政府创建和管理。在此基础上,缺乏必要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分工,缺乏对货币金融的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金融业务和机构的审批和监管涉及多个部门,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不科学、不明确,重复和遗漏并存,类似业务往往由不同部门监管。规则不同,法律法规落后,监管不协调,甚至相互争夺权力和利润。当问题出现时,他们也会互相推卸责任。监管和套利存在许多漏洞空非常大。

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和新问题的不断积累和酝酿,这一基础设施和管理框架的内在缺陷变得非常严重。

这里涉及的相关问题包括四点:一、中国金融机构投资者的管理。金融机构包括各种所有制结构,如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私人金融)和外国企业。

其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人民银行投资(含外汇储备)、各级金融投资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国有企业投资金融机构),以及相互交叉投资。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责任界限仍需澄清。

金融机构的投资者结构非常复杂,尤其是当各级政府成为投资者时,金融机构的主要管理者和金融监管者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这给金融机构的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018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受国务院授权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的问题。)是否应该履行国有金融出资人的监管职责,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十多年,有明确的答案。

财政部的主要所有者是行使投资者的职权,承担维护和增加国有金融资本(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均由国家出资,国家所有)价值的责任。

金融监管部门不再履行金融机构的投资者管理职责(金融监管部门承担重要的市场监管职能。同时履行一些金融机构的投资者管理职责,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容易导致道德风险。

为避免利益冲突),主要负责各类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风险管理、法人管理、准入管理”达到合规和审慎监管的要求。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各级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得干预财政监督部门的监督。

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金融部门和党组织的管理职责仍需协调、调整和明确。

B.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分为对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最初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此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成立,形成了国务院层面的“一行三会”局面(2018年银行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

然而,在分离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论证,形成了“谁批准谁监管”的局面,金融专业监管与金融机构投资者管理之间也缺乏合理的分工。

此后,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参与了审批和监督,使得金融监管更加复杂。

其中,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机构混合经营所暴露的严重问题,国家推动了一轮深刻的金融改革。除了促进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削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之外,国家还注重促进金融机构的分离经营和监督。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本是为了合理划分金融专业领域,然后根据各个领域实施专业化、一体化的专业监管。

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监管概念。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分工,结果逐渐演变为“分机构审批、分机构监管、谁审批、谁监管”(“谁的孩子被带走”),导致监管重叠和遗漏越来越严重。

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统一监督管理,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确保其合法运行。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证监会只负责监管股票和公司债券、商品期货、股指期货和政府债券指数期货。债券是证券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九龙水管制”。负责审批和管理的主要部门包括国债等政府债券——财政部门。金融机构债券——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债券(公司债券)-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司债券——NDRC;中期票据等。-中国人民银行;外商投资在中国商务部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国内机构在海外发行债券等需要更多部门批准。

80%到90%的债券交易是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的,而不是在证券交易所。

它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而不是中国证监会。

在期货业务领域,中国证监会只负责商品期货、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的管理,而黄金期货和外汇期货大多由中国人民银行(简称“黄金交易所”和“外汇交易中心”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主要在银行间市场进行。

此外,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亦会率先成立和营运“保险产品交易所”。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规定,本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取得国务院认可的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施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

因此,《证券法》实际上主要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法》,需要修订和完善。

同样,中国的信托法实际上主要是信托公司法。

可见,如何合理划分金融专业领域,如何科学划分相应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领域,如何实现不同领域的“专业化、一体化、渗透化监管”,避免重大监管重叠和遗漏,都需要认真考虑和规划。

如果这个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许多问题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C.如何对待和打破“刚性支付”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呼吁打破“刚性支付”,但关于什么是“刚性支付”以及如何打破“刚性支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

“刚性支付”实际上是金融机构的义务。作为金融机构,他们必须注重信用和诚实。承诺的付款项目或责任必须认真履行,不能随意逃避债务。

打破僵化的支付方式不会鼓励金融机构自由违约。

“打破刚性支付”首先意味着打破所有金融机构在筹集资金时能够保证保本和支付利息的承诺。

这首先要求金融机构严格区分“存款型机构”和“非存款型机构”。因此,很明显,只有以存款为导向的机构才能从社会上吸收存款,并承诺保证存款的资本和利息。

非存款机构不得吸收社会存款。依法筹集的社会资金在办理金融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护资金和支付利息。在投资者授权的范围内,基金运营的一切损益由投资者承担。金融机构只能作为管理者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

对于存款机构来说,为确保其刚性支付,监管部门应严格监控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拨备覆盖率等一系列相关指标,并建立存款保证金制度或存款保险制度。

同时,有必要限制其高风险资金的使用,包括严格控制其直接投资和并购,以防止其基于吸收社会存款的金融实力所造成的市场不公平竞争。

在我国,接受存款机构和非接受存款机构之间缺乏严格的划分,甚至缺乏这方面的基本知识。

因此,新兴支付机构可以从一开始就吸收保证金存款,但它们不受存款机构的监管。吸收社会存款的银行不仅承诺为存款保本和支付利息,许多其他金融业务也承诺为筹集的资金大量保本和支付利息,这严重模糊了接受存款机构和非接受存款机构的界限。然而,它们没有按照接受存款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这导致了金融领域的同质管理和恶性竞争。因此,各类金融机构一直在开展“资本管理业务”,引发了非常严重的风险问题。

即使有关部门花了很大力气出台统一的《资本管理新条例》,仍然是允许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资本管理业务,仍然是由各监管机构分别发布具体实施细则和监管不同机构。这是否合理值得认真思考。

“打破刚性支付”也意味着打破政府或央行支持的金融机构的刚性支付。

长期以来,保持金融稳定已成为政府和央行的重要目标。当金融机构未能履行其义务时,政府和央行通常会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它们破产。

因此,在“海南发展银行”于1998年破产倒闭后,迄今为止没有一家银行破产,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也是如此。

这样,商业金融机构成为无形的中央银行,政府为其债务提供无形的无限担保,严重削弱了全社会的风险意识,扭曲了社会资本配置的基本机制。

因此,如何对待和打破刚性支付仍然需要认真考虑和准确把握。

D.合理把握监管部门的职责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和职责很多,监管规章制度非常全面和详细。我们一直追求全面覆盖和零风险,甚至为金融机构派出的干部组织外语考试。

相应地,监督机构人员众多,成本高,但其特点往往是不重视监督,风险底线不明确,专业水平不足,对违规行为处罚不严格,讨价还价空,监督重叠和遗漏并存,难以消除权力寻租,以及无法处理出现的问题。

这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金融监管部门是与发展和监管有同样的责任,还是主要负责监管?是对风险和合规性的底线监管,还是对金融业务的整体监管(如何合理划分管理责任与金融机构的管理责任)?监督如何明确责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加强监督问责制?同时,2017年底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是国务院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审议协调机构,尽管其主要职责已明确界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定和安排;审查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规划;协调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关事宜,协调重大金融监管问题,协调金融政策和相关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分析判断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研究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大政策;指导地方财政改革的发展和监督,对财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务进行监督,并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问责。但是,如何准确把握其实际运作中的职责和权力定位,需要详细明确,特别是如何界定与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银行、财政部(国有金融机构投资者代表)、金融监管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关系。如何加强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促进设施建设;如何加强统筹协调,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如何建立和完善重大金融风险的应急处理机制和问责机制等。

难点4:货币和资本供给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反应不足可能是社会资本和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根源。

自2000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是中央银行购汇,直接向出售外汇的企业、机构和居民个人供应人民币(中间是通过商业银行办理结汇和售汇),这反映在中央银行的外汇贡献上。

其中,截至2014年上半年,央行的外汇贡献一直在上升,但从2014年下半年起,出现了大幅下降,整个货币供应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M2对央行外汇贡献比率的变化来看,2000年为9.09,然后逐年下降,2008年最低为3.18。

2009年开始逐年上升,2015年后增速加快,2017年底达到7.81%。

考虑到央行的外汇贡献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萎缩或稳定,货币供应量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等其他渠道和方法,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两者的比例在2018年6月上升至8.23,预计年底可能完全超过2001年的8.42水平。

货币供应结构的这种变化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社会融资成本和利润的分配影响最大:中央银行购买外汇以供应基本货币,基本货币将直接注入出售外汇的企业单位或居民个人的银行存款账户。从企业单位或居民个人获得人民币的角度来看,除了一些非常低的货币兑换成本外,成本几乎为零。

这些资金属于外汇卖方的收入或自有资金,而不是负债,它们的资产负债率将相应降低。

2014年底,央行外汇贡献比2000年底增加25.59万亿元,有效扩大了无息资金在全社会的投资,降低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但是,如果企业单位或居民个人想获得衍生货币,就会相应增加负债,需要支付贷款或债券利息以及相关费用,从而大大增加融资成本和资产负债率。

我国货币总量从2014年底的122.84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底的167.68万亿元,增长44.84万亿元,同期中央银行外汇份额下降5.59万亿元。两者之和意味着依靠间接融资,三年内货币总量增加50.43万亿元,全社会债务规模扩大,负债率相应提高。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央行的外汇贡献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的大幅收缩,对整个社会融资结构和融资成本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利润日益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体系(虚拟经济),推动金融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金融增加值在中国金融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2000年以来已接近5%)。2005年逐渐降至4%。从2006年开始,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上市,开展大规模资本补充,增强业务发展实力。此外,金融部门对外开放。因此,金融部门的发展显著加快。与大反弹相比,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2007年稳步上升。

这一增长在2014年开始加速,2015年升至8.4%,超过了美国、日本和英国的7.2%、4.4%和7.2%。

这也成为影子银行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到融资成本越来越高,经营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社会基金“从现实走向空虚”。

难点5:金融机构的所有权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关系到金融体系的活力和可控性以及公平竞争。

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那么,这种结构是否合理,如何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的战略配置和布局,能否在保持国家对金融体系控制的同时,降低单个金融机构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比重,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和公平竞争?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基本形成“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和党组织的治理结构。

一般来说,党委书记(组)由董事长兼任,有些有专门的党委书记。

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两点:a .监事会的设立。

严格来说,监事会的职责主要是监督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是否认真履行职责。

但是,在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中,这种同级监管实际上非常薄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容易发生冲突。此外,尽管监事会主席与董事长和总裁(总裁)级别相同,但实际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却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废除内部监事会,代之以外部监事会或“国外内部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也可以担任党的纪委书记,更好地发挥其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作用。

B.组织结构。

我们可以借鉴中央国家机关的改革方案,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可以尽可能地与管理体制相结合,例如党委书记、副书记,即董事长兼行长(行长)、监事兼纪委书记、党组织部和人力资源部、纪检监察部和审计审计部、党务部和董事会或行长办公室等。

在私人金融机构中,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大股东的过度控制和失控(管理控制)。关联交易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内部控制规则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外部监管往往是框架式的空。

6痛点6:第19届金融战略规划实施和重大金融风险防控大会明确指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同时,也很明显,金融国家具有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围绕国家战略目标,金融应该做些什么呢?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取得了很大进步。然而,与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相比,金融的活力和包容性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影响力,仍远未达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要求。围绕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加快国家金融战略规划的形成和有效实施迫在眉睫。

突出问题如下:一是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金融必须回归原点,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你认为金融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如何已经超过美国、日本甚至英国?第二,在强调金融回归源头、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抑制经济发展从实体走向虚拟的同时,如何看待工业与金融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投资于金融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许多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房地产或金融,而不是主营业务。这是否不符合抑制经济发展从现实走向想象的要求,是否影响社会资本配置的公平性?第三,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应采取哪些措施促进其有效提升?如何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看待房地产金融,如何防范美式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如何深化金融改革和全面开放?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得到澄清,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严重脱离现实。在金融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风险不断产生和积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转型进入关键时期,面临国际国内冲突集中爆发的特殊阶段,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成为国家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局部金融危机的考验。全社会严重缺乏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从金融机构到监管机构,甚至国家协调机构,各级都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预判能力和应对经验。

迫切需要进行重组和深刻变革。

显然,随着当今中国金融的发展,矛盾和风险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如果我们只解决问题,我们只能治标不治本。难以应对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

经过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迫切需要开展更加深入广泛的改革开放。

其中,更有必要全面深刻地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重新规划和布局金融体系,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防范和化解可能爆发的重大金融风险,为新的严重危机做好准备。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仍有巨大的机遇和比较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或潜力。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也给深化改革开放带来了重要压力和动力。

同时,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债负担相对较轻,有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央政府的债务比率非常低,仍有许多国家/[/k0/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整体利率水平仍较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在3.5%左右),央行在资产负债优化调整和资本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如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和配合央行资金借贷等)仍有很大空间。);金融机构也大大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推动国际“平等互利、共建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相信,中国能够按照“稳中求进”的大基调,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和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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